本报记者 牛嘉荣

【资料图】

6205处各类不可移动文物，102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55处元代以前木构建筑……运城，散落着众多文化遗产，彰显着厚重的历史文化，在人类起源和中华文明发展进程中具有重要地位。

中华文明如一条波澜壮阔的长河，一路奔涌。一代代考古人筚路蓝缕，通过考古发掘，我国的“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五千多年文明史”得到实证，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贡献不断被揭示，极大丰富和深化着我们对祖先和历史的认知。

本报特梳理运城自旧石器时代以来，一直到夏商周文明进程不断演进的重要古文化遗址，将这些闪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颗颗明珠串联起来，以展示厚重悠长的历史文脉。

一 “我们从哪里来？” 243万年前点燃的第一把火

西侯度遗址

旧石器时代（距今约300万年—约1万年）是以使用打制石器为标志的人类物质文化发展阶段，部分专家学者认为，运城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地质年代处更新世。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晋西南汾河河谷地带、中条山东段的垣曲盆地、风陵渡附近及中条山西南麓黄河沿岸发现了30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和地点。丰富的考古发现证明，运城区域是远古人类活动的密集之地。

市文物保护中心文物专家咨询室研究员李百勤指出，旧石器时代可划分为早期（260万—100万年前），即能人阶段；中期（100万—20万年前），属直立人阶段；晚期（20万—1万年前），属智人阶段。运城所在的晋西南，是东亚大陆非常重要的远古人类演化场。我市代表性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有芮城西侯度遗址、芮城匼河遗址、垣曲南海峪遗址、垣曲大岙遗址。

西侯度遗址出土的动物化石

A 早更新世：芮城西侯度遗址

西侯度遗址，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芮城县风陵渡镇西侯度村，是我国最早发现的早更新世人类文化遗址。据最新测年数据，西侯度遗址同位素年龄为距今约243万年，早于西方普遍认为的人类从非洲“走出”的时间。

是的，在直立人走出非洲之前，东亚地区已经出现利用砾石打制石器的早期人类。芮城西侯度遗址出土的一件件石制品和古生物化石，得以寻见“早更新世”的人类印记，这里，也成为“人类的第一块踏脚石”。

西侯度遗址发现了鹿角等20余种动物化石、具有人工打击的石块、动物烧骨化石、打砸石器等。火烧骨的发现，把中国古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进到243万年前，是全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也成为人类最早的用火证据。于是，在黄河拐弯向东的肘弯处，那个叫作西侯度的小山村，用文明的圣火揭示出人类起源的秘密。

B 中更新世：芮城匼河遗址

匼河遗址，位于芮城县风陵渡镇匼河村一带，于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遗址以匼河为中心，北至独头村北沟，南迄涧口南沟，西至黄河岸边，东至华望村，长达13.5公里。该遗址地质时代为距今60万年前的中更新世早期，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时代早期，有时代相同、性质一致的石器和化石地点17处。

1959年至1980年，考古工作者在遗址的11个地点做过调查发掘，出土有13种哺乳动物化石及160多件人工打制的大型尖状器、砍砸器、刮削器、石球等。匼河文化是中国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匼河石器制造技术是华北旧石器两大文化传统之一“匼河—丁村系”的重要代表。它与蓝田猿人文化和丁村文化较为接近，可以认为是上承蓝田猿人文化，并发展为旧石器时代中期丁村文化，在文化发展上具有承上启下的性质。

市文物保护中心文物专家咨询室资料显示，我市涉及丁村文化遗存的区域有新绛县、稷山县、河津市、万荣县。“丁村遗址的石器是匼河遗址石器的直接继承者，石材以石英岩为主，代表器物有大三棱尖状器、石球等。”李百勤补充道。

C 中更新世或更晚：垣曲南海峪洞穴遗址

南海峪遗址位于垣曲县毛家湾镇店头村，于1986年被列为第二批省保单位，属旧石器时代早期古遗址。

南海峪遗址位于垣曲县南海峪沟口东侧山腰的岩洞中，距今约30万年，是山西省境内旧石器时代早期唯一的洞穴遗址。遗址出土有人工打制的石片、烧骨及动物化石。石器有石片、尖状器和刮削器等，出土动物化石有犀牛、鹿、剑猪、鬣狗和猕猴等。遗址与北京猿人晚期文化相近，为探寻人类演化进程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远古的石头会讲历史的故事，也彰显着人类的文明演进历程。在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阶段，出现了细石器时代，垣曲县历山镇的大岙遗址就是该时代的典型代表，距今约43000年前—13000年前。该遗址出土的细石器工具有锯齿刃刮削器、石核式刮削器、细石核以及一些体量较小的石片等，反映出人类在制作石器工具时已具备了一定清晰严谨的思路和技能，体现出石器打制技术的进步性与复杂性。由此可推，在运城垣曲的这一地区，远古人类的生活智慧水平是在不断提高的。】

二 “中华文明的起源何处寻？” 在“花”中找到了“华”

新石器时代的运城地区，时间坐标定位在距今8000年—6500年前，地理坐标则是黄河流域。

在这一时期，人类生产生活中普遍使用磨制石器和陶器，开始从事原始农业和家畜饲养，并且在精神文化方面有了较多关注。新石器时代晚期，礼制出现并逐步完善，以国家产生为标志的文明时代呼之欲出。目前发现的运城新石器时代遗址以垣曲古城东关遗址、芮城东庄遗址、夏县西阴村遗址、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夏县东下冯遗址等为代表。西阴彩陶揭示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时代特征；清凉寺史前墓地展露了这一地区较早出现的文明曙光。

在这一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的逐一出现与交织演进展示出中华文明进程，文化遗存如“花”绽放。

据史料研究，史前时期，“花”与“华”同音，西阴彩陶上的花纹与色泽在另一种层面上也代表了中华文明的形成是经历了各地区多元发展、相互碰撞最终融合为一体的宏大历程。也是从仰韶起，几代考古人通过一个个重大文化遗存的发现和发掘，使得中华文明的历史轴线不断延伸，历史信度不断增强，文明细节不断被丰富。学者普遍认为，仰韶文化是我国史前时期影响极为深远的主干性文化，是多元一体“重瓣花朵”式史前文化发展格局的“花心”。

以粟、黍为主要农业基础的仰韶文化在黄河流域持续稳定发展，至仰韶文化中期时文化面貌繁盛并强力向四方扩张文化影响，使得中国大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交融联系形成相对的文化共同体，为后来统一文明的建立提供了重要根基，形成了“早期中国文化圈”或者文化上的“早期中国”，在中国史前考古学文化研究中占据重要地位。

A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过渡：

芮城东庄遗址

芮城东庄遗址

东庄遗址位于芮城县永乐镇永乐村岳村自然村，于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国保单位。

该遗址东西约1000米，南北约200米，分布面积约20万平方米，出土新石器时代、西周、东周文化遗存。1958年清理遗迹时还有灰坑、窑址、房地和墓葬等，出土有仰韶文化早期的泥质红陶、泥质灰陶以及夹砂红陶片，纹饰有线纹、附加堆纹、弦纹、黑彩宽带纹、圆点纹等。器形有尖底瓶、敞口钵、双耳罐、深腹瓮等，石器有斧、刀、锛等，另出土有西周及东周时期的夹砂灰陶绳纹鬲。考古学家认为，在仰韶文化不同类型中，东庄村类型已超越了半坡类型，正向庙底沟类型过渡，这时的人类社会正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期。

【在大约距今6000年前后，仰韶文化迎来了它最为辉煌的时代——庙底沟时代。庙底沟时代的到来，不仅意味着在后来中国历史演进的核心区域形成了空前统一的文化面貌，同时在外围地区也产生了对中原地区强烈的向心力。庙底沟文化彩陶所代表的内涵，更标志着华夏主体族群的确立和早期中国文化共同体的开始形成。】

B 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存：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发现于豫西晋西南，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重要遗存，共清理灰坑170多个、陶窑5座、房址2处及灰沟1条，出土石、骨、角、蚌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具约800件，可复原的陶器600余件。

东关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期，不仅为晋南以及晋豫陕地区更大范围内的同类文化建立了分期标准，还对深入研究和探讨运城庙底沟二期的文化内涵提供了支撑。

庙底沟文化是仰韶文化中期的典型代表。这时，农业生产已经较为成熟，社会复杂化程度加剧，出现并形成了区域中心聚落，彩陶技艺也得到较大发展。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确定的时间上限是距今5500年前，与庙底沟文化时间段重合。庙底沟文化在当时的影响范围不仅遍布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可以说，庙底沟时代是早期中国文明的第一缕曙光，开启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的大交流。庙底沟文化包含仰韶文化和早期龙山文化遗址的发现，为中原腹地古代文明延绵不断提供了考古学证据。

【随着陶鬲的出现，庙底沟二期文化便宣告结束。公元前3千纪后半叶，黄河、长江流域大部分地区进入龙山文化发展阶段。运城这一阶段以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陶寺类型（陶寺文化）为主要特征，遗址以垣曲古城东关三里桥类型遗址、绛县周家庄遗址、东下冯新石器时代遗址为代表。】

C 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

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

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

清凉寺史前墓地位于晋、陕、豫三省交界处的芮城县，2003年、2004年、2005年连续三次发掘。

墓地共清理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和龙山文化时期的土坑竖状墓葬355座，出土玉璧、玉钺、玉琮等玉石器共200余件，被评选为“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清凉寺史前墓地发现的玉石礼器是中原地区成批发现年代最早的同类器物实例。

据《山西芮城清凉寺新石器时代墓地》可知，在最西部近山梁处，墓葬直接挖在生土上；中部的墓葬打破了部分枣园文化的遗迹；东部和东南部的多数墓葬也打破了枣园文化层，仅有少数墓葬打破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枣园文化两类遗存。清凉寺史前墓地的所有墓葬均分布在较狭小的范围内，且存在着复杂的打破关系。虽然墓葬分为先后三个阶段,即最早的小型墓、稍后的大型墓和最晚阶段的小墓，但它们可以归入同一个考古学文化。墓中出土的少数陶器，特征与垣曲古城东关、宁家坡遗址庙底沟二期文化晚期的同类器相似，年代与临汾盆地的陶寺遗址早期接近,距今约4500年—4300年。专家推论：“芮城清凉寺墓地所在地正是中原地区的中心区域，只有掌握权力的机构才会有这样的大型墓。联系到这里与盐湖——解池仅一山之隔，我们推测，大型墓中的死者可能与负责解盐外销的常设机构有关。”

墓葬以随葬玉石器并殉人为特色，墓地的现象显示当时中原地区正在发生一次大规模的文化变革，周边各种文化因素和理念在这里汇聚，对研究中原地区庙底沟二期文化、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及与此相关的学术课题研究将有所助益。

D 龙山文化时期：

绛县周家庄遗址

绛县周家庄遗址

在晋南地区发现的500余处龙山聚落，已然说明晋南地区在龙山时代，人口十分稠密。据《从陶寺到周家庄——晋南龙山晚期中心聚落之变迁》，晋南地区龙山时代的超级聚落有两处，一处是著名的襄汾陶寺遗址，另一处是近年发现的绛县周家庄遗址。周家庄遗址2013年被列为第七批国保单位。

周家庄遗址位于绛县横水镇周家庄与崔村之间，地处运城盆地东北部、涑水河北岸的黄土台塬上，北靠紫金山，南临涑水河，河对岸又有中条山为其天然屏障；向东扼守轵关陉之咽喉，向北经紫金山东侧可达临汾盆地，向西沿涑水河可抵河东盐池，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遗址兼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汉、宋等时期遗存，地表遗存分布面积超过500万平方米。其中以龙山时期遗存最为丰富，地表遗存分布面积达450余万平方米。

周家庄遗址龙山期遗存的文化面貌与陶寺文化接近，可以分为早、晚二期，分别与陶寺文化中、晚期大体相当，修正了陶寺文化只局限于临汾盆地，而运城盆地属于三里桥文化分布范围的认识。

周家庄遗址发现的遗存、遗迹有灰坑和墓葬两种，遗物主要是陶器，从出土陶器的质地、颜色及形制特征看，具有典型的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类型的特征。不仅如此，该遗址的发现还为研究该聚落的社会组织、儿童死亡率与人口构成情况、社会等级分化等问题提供了直接的资料，而规模较大、排列有序的墓地的发现，对于研究晋南地区乃至整个中原地区龙山时期的丧葬制度和社会发展状况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 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

夏县东下冯遗址

夏县东下冯遗址

东下冯遗址位于夏县埝掌镇东下冯村东部、北部，于2001年被列为第五批国保单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掘为标志，开启了对该地区龙山时期文化面貌的系统认识和探讨。东下冯遗址龙山时期的遗存分早、晚两期，早期实际上包含了庙底沟二期文化和西王村类型的遗存，其晚期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龙山时期。

该遗址南北长约1500米，东西宽约600米，分布面积约为90万平方米。文化层厚约4米，于1974年—1979年发掘，清理遗迹有灰坑、房址和城址等，出土有陶器、石器和骨器等。属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二期、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和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及商代等遗存。其中，东下冯遗址出土的长筒罐残片，为研究仰韶文化晚期先民储藏盐业资源提供了新线索。

F 西阴文化：夏县西阴村遗址

夏县西阴村遗址

西阴文化得名于西阴村遗址。西阴村遗址位于夏县尉郭乡西阴村，1996年被列为第四批国保单位。

“灰士岭”之上，南北长约900米、东西430米、分布面积约为38.7万平方米的西阴村遗址，1926年由李济主持调查并试掘，是中国考古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工作，时间早于庙底沟。1986年西阴遗址的再次发掘收获了丰富的文化遗存，使其具备了作为标尺的前提。该遗址出土有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灰陶、红陶、褐陶等陶片，纹饰、器型多样，另出土有石球、刀、镞、磨石等生产生活工具；仰韶文化西王村类型的夹砂灰陶篮纹筒形罐和绳纹瓮等，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夹砂灰陶瓮、绳纹附加堆纹筒形罐、夹砂红褐陶釜灶、泥质灰陶豆、小瓶和壶等；商代的夹砂灰陶绳纹鬲、罐、大口尊、泥质灰陶盆等残片。

西阴村遗址有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河南龙山文化三里桥类型。西阴村遗址对于研究和认识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新石器文化有着重要意义。西阴文化距今约6000年至5200年，发源于晋、陕、豫交界处，是黄河流域东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形成后迅速扩张，鼎盛时期其文化遗存在东起豫中平原、西至青海东部、南到汉水中游、北达河西地带广大地域都有分布，影响及奠定了先秦中国的空间基础。从此意义上讲，西阴文化是最早中国的故乡。同时作为中国学者第一次独立主持的田野考古，运城夏县西阴村遗址，不仅仅是空间层面的地理坐标，更是新时代文博考古工作者的精神灯塔和文化图腾。

运城除了典型的西阴文化西阴村遗址外，还有与西阴文化有关的遗址：垣曲古城东关一期遗址、芮城东庄遗址、夏县师村遗址、夏县辕村遗址、垣曲下马遗址、垣曲宁家坡遗址等。

【夏县西阴村遗址、夏县东下冯遗址、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曾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遴选推介活动初评结果。市文物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西阴遗址发掘出土的半个人工切割的蚕茧标本，已被确认为中国丝绸纺织史上最重要的实物证据。夏县东下冯遗址的发现，对了解晋南地区二里头文化的内涵、探索夏文化具有积极意义，有助于研究中国古代城市的形成、发展以及夏商文化的变迁。芮城清凉寺史前墓地在诠释中原文化的汇聚、中华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机制等一系列重要问题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三项考古发现入围，实证了运城在中华五千年文明进程中的重大作用和历史贡献，体现了古河东的文化地标和精神标识作用。】

三 “最早的中国在哪里？” 完成华夏的最后一块拼图

文献记载，运城是上古贤君尧舜禹的建都之地。《帝王世纪》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尧旧都在蒲，舜都蒲坂”“禹死后，其子启废禅让制，建立中国史书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夏”。

考古发现表明，运城一带曾为“大夏”之墟。夏县东下冯遗址为二里头文化典型遗址；闻喜千金耙和绛县西吴壁遗址说明二里头文化时期中原地区已形成铜矿采掘到冶炼的产业链。

将时间推进到公元前19世纪—前16世纪，东下冯遗址作为晋南地区夏商时期文化遗存的典型代表，在总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遗址中，发现有夏时期的房屋、水井、陶窑、沟槽和墓葬等遗迹，出土了各种不同质地的兵器、乐器、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特别是青铜镞、凿和铸铜石范的发现，证明当时已步入青铜时代。凿为纯铜铸造，刀、镞为青铜铸，反映了青铜文化的发展过程，从此，开创了我国灿烂的商周青铜文明的先河。二里头文化与东下冯类型的发掘与发现，为我国夏文化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里曾经是4000年前夏代的先民们生产劳动，休养生息，缔造夏文化的地方。自从河南二里头文化经我国夏商周断代工程确定为夏文化以后，我市夏县东下冯遗址，多年来已被学术界公认为二里头文化东下冯类型，从而可以名正言顺地说，东下冯文化类型就是夏文化了。

二里头文化只是夏（代）中晚期文化遗存。通过遗址的地层埋藏顺序来判断，二里头文化晚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龙山文化，早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在《寻夏记：二里头考古揭秘最早中国》中，专家有评“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明时代的开始”。

A 稷山东渠遗址

东渠遗址位于稷山县稷峰镇东渠村北，地处汾河下游，地势平坦，挖掘面积约1000平方米，共清理房址1座、陶窑2座、灰坑36座。

东渠遗址新发现的2座陶窑，均为结构简单的小型竖穴窑，自上而下由窑室、窑床、火塘组成，周围有操作间，与东下冯遗址发现的陶窑在大小、形制上如出一辙。该遗址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还发现丰富的动植物遗存。已浮选出的炭化植物种子25万粒，可能恰是“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的考古学实证，对展现夏朝历史、研究夏时期晋南地区的文化格局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2022年，该项目负责人、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华夏文明研究所副所长崔俊俊在接受《山西日报》采访时说：“东渠遗址所发现的遗迹与遗物特征，均与夏县东下冯、襄汾大柴遗址等晋南所见的夏时期遗存有极强的一致性，应属典型的东下冯文化，是近年来晋南地区少有的夏时期考古新发现，是继东下冯遗址、古城南关遗址之后发掘面积最大的夏时期遗址。发现大量的遗迹、遗物，采集到大量的动植物标本、测年样品及石块残料，为全面系统地研究东渠遗址的文化内涵、手工业生产、生业模式等提供了材料制成，对晋南地区沉寂已久的夏时期考古研究起到推动作用。”

B 绛县西吴壁遗址

西吴壁遗址

西吴壁遗址由中国国家博物馆、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共同发掘，曾入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该遗址初步搞清了遗址范围与聚落结构，了解到该遗址兼有仰韶、庙底沟二期、龙山、二里头、二里岗及周、汉、宋等时期遗存。其中，以二里头、二里岗时期的冶铜遗存最具特色。通过科技检测可知西吴壁遗址冶铜作坊的产品为纯铜，说明该遗址是一处以冶炼纯铜为主，兼可制作小型工具的聚落，填补了学界对早期青铜器生产冶炼环节的空白。这是学界首次在邻近夏商王朝的腹心地带发掘的专业冶铜遗址，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C 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

闻喜酒务头商代墓地，由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主持发掘，曾荣获“2018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该墓地考古发现商代晚期墓葬12座、车马坑6座及灰坑5个，共出土铜、玉、陶、骨等各类材质的文物500余件（组），加上陆续追回的被盗文物，该墓地随葬文物数量可能达数千件。根据“甲”字形墓葬形制与出土遗物判断，酒务头墓地时代为殷墟四期，应为晚商高等级方国贵族墓地，对于认识晚商文化的区域类型、商王朝西部势力范围的变迁、中央对地方管控方式和国家政治地理结构等课题具有重要意义，对于研究商代墓葬的形制结构、葬俗、墓道功能与等级关系提供了翔实资料。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不断推进，揭示出文明背后砥砺奋进的民族之魂，展示了煌煌无数计的历史遗产。实证，是这些珍贵古遗址的一个重要“代名词”。它们实证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灿烂与辉煌；实证了百万年不间断的人类发展史；实证了运城在中华文化与文明上辽阔深远的重要意义。】

·相关链接·

运城市区域的考古学文化序列

一、旧石器时代

1.早期，西侯度遗址

2.中期偏早，匼河遗址

3.中期偏晚，南海峪遗址

4.晚期偏早，汾河流域，丁村文化遗存

5.晚期智人阶段，大岙遗址（下川——柿子滩）

二、新石器时代

1.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正在积极探索中。

2.仰韶文化

（1）早期

垣曲古城东关遗址

芮城东庄遗址

（2）中期

夏县西阴遗址

夏县辕村遗址

新绛县尉村遗址

新绛光马遗址

新绛光村遗址

新绛县席村遗址

新绛县孝陵庄遗址

万荣县荆村遗址

临猗县孙吉遗址

永济市石庄遗址

永济市榆林遗址

永济市晓朝遗址

永济市吕坂遗址

芮城县金胜庄遗址

芮城县坡头遗址

平陆县赵家滑遗址

绛县居太遗址

垣曲县宁家坡遗址

（3）晚期

芮城县西王遗址

三、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

芮城县清凉寺史前墓地

四、龙山文化

1.绛县周家庄遗址

2.芮城县南礼教遗址

3.垣曲县丰村遗址

五、二里头文化

1.夏县东下冯遗址

2.闻喜县玉坡村千金耙遗址

3.绛县西吴壁遗址

4.稷山县东渠遗址

5.盐湖区吕儒遗址

六、商代文化遗址

1.垣曲商城

2.闻喜县酒务头墓地

3.绛县东张村墓地

4.永济市马铺头遗址

5.永济市虞乡遗址

6.永济市清华遗址

7.永济市黄沙洞遗址

8.芮城县陌南遗址

9.芮城县龙泉遗址

10.平陆县老城遗址

11.平陆县前庄遗址

12.夏县东下冯商城

七、周代遗址

1.芮城县古魏城址

2.盐湖区西曲樊遗址

3.河津市三王遗址

4.新绛县柳泉墓地

5.新绛县白村墓地

6.新绛县冯古庄墓地

7.稷山县下廉墓地

8.万荣县汾阴墓地

9.临猗县程村墓地

10.临猗县东山里墓地

11.永济市开张镇解梁古城

12.永济市赵杏墓地

13.芮城县羁马古城址

14.平陆县张店镇古城址

15.绛县横北倗国墓地

16.平陆县下阳城

17.绛县雎村墓地

18.绛县北步康墓地

19.闻喜县上郭古城

20.闻喜县大马古城

关于运城盆地内新石器时代遗址的两组数据

■丁金龙（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具有封闭特征的盆地，往往是开展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进行聚落考古研究的理想地理单元。运城盆地，又称涑水盆地，长120公里，宽30公里，面积3600平方公里，约占运城市总面积的26%①。以下介绍两组与运城盆地内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关的数据。

2003—2006年，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和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共同开展“晋西南聚落考古与早期国家和文明起源”研究，对运城盆地东部进行了区域系统考古调查，“调查边界截止于陡峻的峭壁和高耸的山岭，亦即盆地的边际”。2011年相关考古机构公布了这次全覆盖调查中获得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数据：按传统方法计量，共有遗址163处，按不共时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聚落遗址计量，共有368处②。需要特别提醒，这组数据仅仅涉及运城盆地东部，也就是绛县、闻喜、夏县、盐湖区和临猗等五县（区）的部分地域。

回溯以往，1959年至1982年，中国科学院考古所和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联合，在晋南开展考古调查。其中，调查到运城盆地内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按照传统方法计量，总共只有44处；按照不共时的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聚落遗址计量，也只有65处③。

再往前追溯，新中国建立前，运城盆地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仅1处，即1926年发现的夏县西阴遗址。

上述近百年来运城盆地内新石器时代遗址数量的变化，不仅见证了运城市新石器时代考古的巨大进步，也间接反映了新中国田野考古所取得的巨大进步。

参考文献及说明

①参阅运城行署教育局编：《地理（运城册）》，新华出版社，1991年版，第14页。运城盆地面积另有“约3000平方公里”一说（《运城市情词典》）。

②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运城盆地东部聚落考古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1年版，第48、49页。该数据依据报告整理得出；文中新石器时代包括已经发现零星铜器的龙山文化时期，不包括夏代二里头文化。

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晋南考古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六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调查时间为1959年至1963年、1973年、1977年、1980年、1982年，文中采用数据依据调查报告分类整理得出。

本版策划：郭瑞倩         

特别鸣谢：运城市文物保护中心 

运城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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